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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起这些事情，贺工鸣的心里好一阵感慨：很多事情，并不是地方和基层刻意要去隐瞒。其实京城的中枢领导对于地方和基层的很多事，还是清楚的。他们肯定有他们的了解渠道，如果连地方和基层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，那如何治理一个国家？
地方和基层之所以去搞一些形式上的东西，完全是因为领导出门都是前呼后拥的，带着一大批媒体记者。不客气地说，领导放一个屁，媒体记者都能写成那是香的。
为此，每次领导下到地方和基层，当地肯定想展示最好的一面给领导看。同时，也展示给媒体记者看，让他们多报道地方和基层的好。只要政绩好，地方和基层的领导脸上也有光。
都说会做的不如会说的，会说的不如会写。而自己写又不如别人写，地方的媒体报道又不及京城的国家级媒体报道。京城中枢首长到地方，那次不是国家级的媒体记者跟随。
地方和基层的人，当然想让自己管辖范围的“好人好事”登上国家级报纸，在全国出名。
这些，也是官场的潜规则。
贺工鸣心里暗自庆幸，幸亏黄粟泉只是一名学者，而没有带秘书和助理，更加没有带记者。如果今天他带一大帮人来大番岭，又看到闹事，那可惨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