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看见王圆和女领班在楼道里说话，才知道樊书记没有去休息，他们还在会客室。于是自己也推门进去了，朱国庆、高铁燕和古华还都在。彭长宜便悄悄坐在旁边，听着樊书记说话：
“基层工作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不好干，一哄而上是最简单最省事也是最有效的办法，有些工作需要这种冒进和一刀切的手段。现在人们习惯拿当时的大跃进说事，甚至评判有多么多么的错误。现在你评判它是错误，但是在当时这种声音并不是主流，我们是以后来人的眼光在审视当年的事情，这是不科学的态度，包括对以往各次历史事件的评判，其实都歉科学，原因就在于你是带着后来者的眼光看的。就说当年的大跃进，主席自己也知道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们建国后十年了，就需要这样一种精神，一种全民参与建设新中国的热火朝天的精神，冒进是难免的，但是如果在精神与冒进之间做出选择的话，无疑，我也会选择精神。精神，是一个国家的精髓，即便这件事是失败的，但是只要有精神在，有这么一种不甘落后敢于强大的精神在，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。事实证明，在当时国内国际那样一种大环境中，这种精神还是需要的。”
他们都静静地听着。
“如果你们意识到眼下大办经济实体这项工作会有危害，那就尽量规避，能规避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，国家领导人也讲过，我们是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吗，既然是摸石头过河，就谈不上正确不正确，只有科学不科学。正确不正确，该不该是后来人评判的事。什么事都是这样，有利有弊。你们能意识到的，肯定钟鸣义也会意识到，但是没办法，要出政绩，要搞试点，要推行某项举措的时候，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的做法。在基层施政，不用这种极端的手段难以达到预期的结果。1978年以来，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各级干部的意识形态和行动法条，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转型。”
“无论是锦安市还是我们关岛市，和全国各地一样，都受这种气候的影响，中心任务和政绩考核受到大气候和小气候的影响。大气候就是中央和京州省的大政策和大形势，小气候则是本地的政策和形势以及亢州本身的实际。中国行政管理的“行政逐级发包制”以及目标任务逐级分解制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基层的干部们‘干什么’以及‘怎么干’的问题，这使得成就和损失都可能很大，从而成为一个体制性问题，直到现在，不说锦安，就说亢州，在近十多年来的发展中，深深打上了这个体制性烙印。锦安市原来是农业市，亢州则是农业县，都面临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问题。所以1978年以来，我们的中心任务和政绩考核都是围绕‘农’和‘工’来做文章。大体来说，1990年之前基本是农业为主的时期，1990—1995年是工农并举的时期，1995年以后肯定是要以工为主的时期。从三个产业的构成来看，1991年以前，第一产业都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%以上，以后则逐年下降，第二产业在1995年开始和第一产业平分秋色，各占国民生产总值40%左右，以后这个比例还会逐年增加。钟鸣义这个手法你们说是大跃进也不为过。”
樊文良一直是慢条斯理地说着，没人打断他，在彭长宜的印象中，他还是第一次在非公开场合下，听樊书记讲了这么多话。
